吴象
起初，大寨确实是个艰苦奋斗的好典型。但大寨成为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之后，便日益政治化。陈永贵也日益自我膨胀，被捧为“毛主席的好学生”，参与了山西省和晋中地区的夺权，变成一个“造反派”头头。原省委地委领导全班人马被揪到大寨残酷批斗。陈永贵坐在主席台上，一声“小将们上！”造反派立即蜂踊而上拳打脚踢。省委副书记赵玉亭被扭断胳膊，副省长刘开基大叫：“快给我一枪毙了吧！”地委副书记苗枫被踢破膀胱，不久就死去了。
1963年遭灾后，大寨新建的住房全由集体修建，从此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。后来管理进一步加强，几乎是完全限制了社员发展各种家庭副业，不准社员到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。1970年，昔阳把全县到外地搞运输和其他副业的几千名劳力、几百辆马车收回社队，向全国介绍了“车马归队、劳力归田、大砍运输业”的所谓经验。有些大队只允许“一户一猪一树”、“一人一鸡一兔”，超过的都得割掉。城关公社总结道：搞农业是社会主义，搞工业是资本主义；集体搞是社会主义，个人搞是资本主义；直接服务于农业的工副业是社会主义，和农业不能直接挂钩的是资本主义等等。可谓把一大二公越大越公的“左”顷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大寨人的辉煌成就并非完全靠自力更生。大寨成名后曾得到昔阳县大批机关干部、工人和兄弟社队大量的无偿支援。大寨境内有六个蓄水池，只有一个小的是自己修建的，其他五个和十多里长的渠道、涵洞等，都是县、社专业队、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分别帮助修建的。三百多间瓦房和一百多孔窑洞，大部分也是雇佣外来劳力修建的。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虚报粮食1．36亿斤之多。
带头揭开这个盖子的是农业专家、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。1978年，他率领一批专家去大寨参观，考察后大失所望。他在政协会尖锐提出：“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，是把农业引向歧途，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！”这一发言得到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支持。一位来自大寨的委员大吵大闹，农业部党组的一位负责人竟说：“老杨，你这个发言是错误的，中央没有说的，你不应该说。未经部党组同意，一切后果由你个人负责。”而且要他去向大寨那位委员道歉。杨回答：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农业科学家，我要对八亿农民负责。如果再捂盖子，我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！”
盖子一经揭开，就再也捂不住了，那些靠吹捧大寨而平步青云的人惶惶不可终日。山西省委不得不写出检查报告。1980年11月，党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，批语中说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以来，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，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。就全国来说，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。”对于大寨，批语中说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以前，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先进的典型，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，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以来，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‘左’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，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。”
大寨模式不仅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，而且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。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，但教训必须深刻记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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